在新年到来前夕，受院党总支与团总支委托，阿拉伯学院团总支宣传部一行前往老教授朱凯的家中，为他带去了全院领导与师生的深切问候与美好祝福。团总支宣传部借此邀请朱凯教授进行专访，并作为我院访谈专栏《大家谈》首期发表。
嘉宾介绍：
朱凯（1938.6-），男，汉族，湖南湘潭人，中共党员，教授。1956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58年进入北京大学主修阿拉伯语，1959年转入外交学院，1960年毕业于外交学院阿拉伯语专业，并留校任助教。1962年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精读、泛读、文学选读、应用文写作、翻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拉伯文学史等课程；先后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大学和政府部门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工作。
独自或参与完成的学术成果包括：《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宫间街》《一千零一夜》《阿拉伯语》（共10册）《外国人学中国语•阿拉伯语版》《汉语九百句•阿拉伯语版》等。曾获北京市哲社与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奖等奖项。曾任bat365中文官方网站教务处处长兼高教研究室主任、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海湾研究中心理事。现任朱凯教育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上午九时，我们如约抵达，朱凯教授已经打开房门，向我们热情招手，并把我们迎进屋中。我们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衣着得体、精神矍铄的老人已进入耄耋之年。在相互介绍之后，朱凯教授首先向我们发问，为什么他刚才要在门前等候。他顿了顿，告诉我们“守时”是每个人尤其是外语工作者必须拥有的品质，门前迎候更是体现出主人对宾客的礼貌与重视。这一番话让还未开始访谈的我们就已经受益匪浅。在朱凯教授一一为我们斟茶、摆上鲜果零食之后，这次重量级的专访就此拉开帷幕。
记者：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想知道是谁带您进入阿拉伯语学习和工作的“大门”，又是谁激励您在这份事业中不懈奋斗？
朱凯教授：
1956年，我通过保送进入北外英语系学习。读了两年之后，突然有一天通知我要去北大学习阿拉伯语。到北大学习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北大的学生。但是学习阿拉伯语，却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应该说是周恩来总理为我打开学习阿拉伯语的大门，并激励我一直奋斗在这条战线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总理参加了两个大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他发现，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独立，在联合国要占到大多数的席位，但是我国鲜有人懂这些国家的语言。鉴于此，周总理决定马上抽调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来学习这些小语种，我的阿语生涯就此开始了。我原本对专业学习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但从学阿语开始我就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向，因为我心里老是想，这是周总理代我选择的专业，我一定要学好——这个目标一直激励着我。如果说我们中国古代的圣人是孔夫子，那么在我心目中，我国近代的“圣人”就是周总理。我非常崇拜他，经常读他的书，学习了解他的言论和事迹，并有幸为他做过翻译，这些对我人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具体的学习和工作中激励我的是纳忠先生，他是我的老师，也是北外阿拉伯语专业的开创者。纳忠先生让我佩服的有两点，一是他的学识，二是他的品德。
说到学识，纳忠先生从小就爱读书，他所写的《阿拉伯通史》无疑是其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现。先生到九十多岁去世前还说“很遗憾，我还有一部关于阿拉伯文化的书没有写完”。纳忠先生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和文化，这跟我国正统的历史观是相通的，也是他作为一名中国穆斯林学者鲜明的特点。
谈到品德，纳忠先生的一生都是为我国的阿语教育事业而奉献的。国家要把他从云南大学调来北京从事阿语教学，他立马就过来了。从教历史到教阿拉伯语，一切从头开始，有那么大的转折，但是他二话不说，马上投入新的任务，我觉得他确实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系的系风、教风、学风都是从他开始的，我们都是追随者。我们阿拉伯学院有这样好的传统一直传承到今天，不应忘记这位领头人。
记者：您在将近70年的阿语生涯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朱凯教授：
印象深刻的事，那应该是关于我如何成为“叙利亚之友”的。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叙利亚青年和体育部代表团访华，我担任该团翻译。记得他们在首都体育馆参观时，叙方代表团团长（体育部长）谈到中国对叙利亚的体育设施援助需求，他指了指首都体育馆，表示就要这样的体育馆。当时陪同代表团参观的中国体委主任表示同意，但由于北京和大马士革人口数量有差距，规模应缩小为首都体育馆的三分之二。双方达成一致。此后几年，我国举行了若干届国际友谊比赛，包括乒乓球和跳水比赛，叙利亚积极派团参加。
1977年菲哈体育城开始建设，叙方邀请我继续担任翻译，于是我就在叙利亚生活了两年多，与当地的老百姓相处融洽，因而被称为“叙利亚之友”，这份友谊延续至今。
记者：您的经历确实丰富有趣！我们关注到，您在整个工作生涯中翻译了很多优秀作品。您在开始一项翻译工作之前，对作品的选择有着怎样的标准呢？
朱凯教授：
《宫间街》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附言：“三部曲通过埃及商人阿卜杜·贾瓦德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变迁，生动、细腻、深刻地描绘了众多人物的思想状况、伦理道德和爱情纠葛，向读者展现出埃及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是一部埃及的‘人情风俗史’。”这段话明确说明了我在阿拉伯文学作品的中译本因经济原因很难出版时的选择标准：社会的“人情风俗史”。而且必须是宏篇巨制，这样才能充分展现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不同风貌，引起中国读者的巨大兴趣。
我国的四大名著便是这样的作品，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也是这样的作品。阿拉伯国家难道没有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在科威特大学巨大的图书馆里埋头苦读一年，终于确定《宫间街》三部曲便是这样的“人情风俗史”或曰“杰出的社会历史学的文献”。198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便决定出版，1986年上市，1988年其作者纳吉布·马哈福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阿拉伯国家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本书的译者和出版社都没有白白付出珍贵的劳动和金钱。本书于1992年和2019年又两次重印。
我选译《一千零一夜》的原因则是该书是世界文学名著，在我国是老少皆宜的必读书目，长盛不衰。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对当时已经出版的几个版本的译文质量不甚满意，决心重译。而且，这样的世界名著按出版界的习惯，每隔数年便出新的译本，以提高翻译质量，满足不同时代读者的不同品味和要求。
选译艾哈迈徳·爱敏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主要是因为作者是阿拉伯国家最富盛名的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本书是公认的“献给当今世界的一部最珍贵、最丰富、最不朽的宝藏”（塔哈·侯赛因）。当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我的恩师纳忠先生对我的信任。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完成了本书第一卷的翻译，后来决定将此书交给我和其他几位老师继续完成。此书尽管篇幅浩繁，但因读者反应热烈，至今已出数版，几乎是几年便重印一次，成为持久不衰的畅销书。
记者：我们能感受到您对翻译工作的热爱，也钦佩您在翻译时对自己和作品的严格要求。既然您翻译了这么多的作品，哪一部是您的心头最爱呢？
朱凯教授：我的译作很多，大部头的便是以上三部，近200万字。至于说到哪一部是我最欣赏的，这就像问一位三个孩子的妈妈，哪个孩子是她的最爱？我的回答是：这三部书都是我的呕心沥血之作。如果一定要回答你的问题，我只能说是下一部。只是目前尚无具体计划，要等到完成手边的《我的家族史》的写作之后再考虑。
记者：这确实太难选择了，每一部译著都是您倾注心血译来的。那么，您对我们在日后的翻译实践中有怎样的提示？
朱凯教授：
我简单谈以下两点：
第一，首先要知道翻译工作的严重性。古人云：“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有这么严重吗？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小语种”的翻译工作。真正的小语种可能并没有这么严重。但阿拉伯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是22个阿拉伯国家的母语和56个伊斯兰国家的宗教语言。使用阿拉伯语的人口达到近16亿，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在我国，懂阿语的人不过数千人，在一些重要场合，主宾双方都是不懂对方语言的人，如果翻译出错，其后果简直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学外语的，时刻要记住这句古人的至理名言，兢兢业业地对待我们的学习和工作。
第二，我们要了解翻译的标准。现在在翻译界有很多说法。影响最大的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用另一种语言将原文的意思完整、流畅地表达出来。这两个标准是翻译工作的言中之意，译界在理解上没有什么大的分歧。“雅”指的是文风，译界分歧较大。有人认为“雅”就是雅致、高雅；也有人认为“雅”可雅可俗，“俗”也是一种“雅”。这要依据原作者的文风而定。中国近代两位大作家鲁迅和老舍，鲁迅的文风如投枪匕首，语言简短，刚健有力；老舍的文风则委婉柔和，像北京人说话一样，常用北京的土话。翻译他们的作品就要翻出作者的语言风格。之于阿拉伯作品，以我译的两种为例：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文字非常流畅，在他笔下不同人有不同的谈话风格，甚至时而用到地方方言。这些都是在翻译时需要注意的。《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地区8-18世纪流传的民间故事，后来又经文人搜集润色而成。我在译的时候特别注意让译文带有一点古文的特点，读起来像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味道。
在翻译标准方面，鲁迅先生主张“硬译”，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就是这样译的，保留原文的风格，甚至文字的次序都保留，所以读他早年译的作品，会有些读不下去。另外一位翻译名家钱钟书先生，他主张的翻译标准叫“化境”，即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这是很高明的一种见解。
我总结我的翻译经验，提出我的翻译标准，即“得体”。要翻译出原作者的文风和意境，就要细心领会其作品的风格，用适当的方式和语言表达出来。要做到“信、达”和“得体”，就必须在反复阅读原作、反复思考用词造句上下功夫。我的办法是笨办法，叫做“四步翻译法”。其精髓是译好全文后要再仔细地、反复地读原文，体会作者的语言风格，对译文做反复的修改，力求接近作者的文风。最后还要将译文大声朗读一遍，保证语言的顺畅和流利。
做个好翻译是很不容易的，你们从现在起就要打好基本功，进入高年级后，要大量阅读，同时要反复实践，力争听说写读译全面发展.
记者：毫无疑问，您翻译经验十分丰富，为中阿双方各方面的交流沟通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我们常说要讲好中国故事，文学作品仍然是很重要的一种途径。那么您认为，当今从事阿拉伯文学作品翻译的译者可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朱凯教授：
中国业已走入世界中心，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习俗和审美，即所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应该促进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互相学习，互通互融，永远不要想以中国文化、文明或发展模式取代他国的文化、文明和发展模式。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诗意表达，是最容易走入人心的一种交流方式。为了扩大影响，讲好中国故事，文学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现在从事中阿双向翻译的译者任重道远。
我认为目前最大困难很可能是少有特别优秀的范本可供学习和仿效。为此，我荣幸地推荐“朱凯教育基金”所设立的翻译奖的获奖者及其代表作。本奖金至今已完成三届五年的评奖，获奖者无疑都是业界公认的优秀的翻译家，其译著可供学习和效仿。他们是：第一届二外的张洪仪老师（代表作《金瓶梅》），第二届上外的王有勇老师（代表作《荀子》《列子》《菜根谭》《围炉夜话》），第三届北大的廉超群老师（代表作《19世纪一个阿拉伯人的欧洲观察手记：两个世界》）和北外的薛庆国老师（代表作《论语》《老子》《孟子》）。除以上获奖者外，我国还有许多中阿文学作品的优秀译者，他们的译作也可供学习和欣赏，如北大的张甲民老师（其译作《中国文化读本·阿文版》）、李振中老师（其译作《历史绪论》）、齐明敏老师（其译作《中国唐宋散文选》）等。
记者：这些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但是现在社会上对学习小语种存在偏见，认为学习小语种在未来缺乏市场，不适合作为专业去学习，您对这种说法有怎样的看法，您对小语种的发展前景有怎样的展望？
朱凯教授：
经常有人问我这种问题，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出现及其发展带来很多机会，也对就业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我认为考虑问题，一定要理性思考，开阔眼界，不要人云亦云，乱了方寸。
我认为，第一，人工智能既然是人类社会产生的新的科技，不是外星人入侵带来的，那就仍然在人类的掌控之中；第二，人工智能能取代一部分机械、固定、简单和超出人类身体承受力的工作，但有些事情是它取代不了的，比如复杂的有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人的感性认识和感情生活等等。因为人工智能只是由我们把所有的数据都输入到他的资料库里，它根据这些资料给我们提供各种回答。但是如果是创作，尤其是带有很深的感情色彩，或者带有独特的个人感受和见识的创作，人工智能怎么能取代呢？
记者：人类相比于AI机器人具有随机性，能够更好地处理突发情况，这是机器人无法取代的。小语种的就业前景与个人选择和目标明确程度有关，只要目标明确，小语种可以为个人提供更多机会。新时代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学过外语的人能够讲好中国故事。
朱凯教授：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基于这些，我认为如同各种学科一样，小语种仍然要学习，而且要学得更好，才能在人工智能的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和修正。
"一带一路"金色十年之后，国家和党中央给我们提出了新的十年要求。这些要求都体现在习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这八点要求是：
1.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2.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3.开展务实合作
4.促进绿色发展
5.推动科技创新
6.支持民间交往
7.建设廉洁之路
8.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
上面这些任务，哪一条不需要外语教育的空前大发展和外语的普及呢？哪一条不和我们外语人有关呢？哪一条不需要翻译工作充当桥梁呢？基于此，我们更应该提高自身外语水平来适应时代的发展！
策划&采访 | 阿拉伯学院团总支宣传部
编审 | 朱凯 刘新宇 李董正康
排版 | 阿拉伯学院学生会媒体宣传部 石莉莉
